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是首部以國軍對日作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和紀念儀式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通過深度挖掘、爬梳和分析相關祭文、演說、標語等珍貴史料，全景式還原1931年至1937年間一•二八淞滬戰役、冀熱長城戰役及綏遠戰役的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和紀念儀式的儀程細節，並據此探查國民政府當時的對日戰略方針，反駁了所謂「國民政府在1937年之前『只剿共、不抗日』」的論點。
 
    1930年代，國民政府正面臨內外交鋒的空前變局下，貫穿國內外關係的準則是「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方針，強調「軍民一體」，發起長期精神戰備。本書關注的是國民精神動員是如何落實到一般大眾生活？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首先重視禮制的變革，用意在使人民的日常生活都能感受到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時代，最終透過禮制來強化國家意識。1931至1937年間，中國剛經歷了北伐統一的內戰過程，對外則是中日關係處於極度不穩定的狀態，時有局部區域性的戰爭，在這段期間對於陣亡將士的追悼儀式，除了安慰亡靈的目的，國府似乎更重視如何藉由這些祭祀陣亡將士的儀式，來動員民眾，進一步塑造民族的共同感受。
 
    戰爭過後的追悼會與紀念儀式上的演說，可以作為觀察當時國民政府對內整合民心與推行對外關係的重要文本。本書主要探討1931至1937年國軍的對日作戰紀念儀式，聚焦在五場追悼會，透過追悼會的辦理情形、追悼儀式、主祭人員、參與者、祭文、誄詞、訓話及大眾媒體對於追悼會的報導等相關史料來進行具體而微的討論。
 
    陣亡將士追悼會之祭祀儀式展現出在對日抗戰前，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對國家社會動員的一個觀察視點，也呈現了當時的國民黨帶領著中國朝向黨國一體制度趨勢。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就是民族國家空間儀式與民俗相結合的產物，透過政治控制與民俗信仰間的視角，看到國民政府去除民間迷信與祭祀傳統之間的兩難，仍堅持在中元節習俗框架下悼念國軍陣亡將士，並透過祭祀儀式來統合民間信仰與建構國家烈士的歷史記憶。
 
    本書研究發現，國民政府透過陣亡將士紀念儀式安慰遺族，並對包括地方實力派在內的全體軍民進行精神動員和力量統合，凸顯彼時黨治民族國家的政權特質。此外，國民政府推動社會現代化改造以及將其與中國民俗傳統相調適的努力也盡顯其中。

作者簡介:
温玉珍，青年軍及黃埔後代，生於台灣，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曾先後服務於臺北市文化局、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化部，2014年至2019年外派香港，任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文化組助理組長，目前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1950年代的台港關係。


目錄:
推薦序一／塑造國魂的軍魂 胡為真
推薦序二／戎禮馨香──抗日英靈護持中華民國外交 李明
推薦序三／血鑄的悲壯歷史 永遠的國軍榮光 王惠民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方法
三、追悼會與紀念儀式
四、紀念儀式相關研究方向
五、篇章總結
第二章
強化國家意識的祭壇
—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一、被刻意抬高的主角
二、冠蓋雲集、全國哀悼、會場佈置莊嚴肅穆
三、參與者眾、規模隆重、儀程複雜多元
四、社會抗日氛圍與復仇意識的晴雨表
五、篇章總結
第三章
傳承道統與法統的地標
—「陸軍第八十八師淞滬戰役陣亡將士紀念塔」揭幕典禮
一、 史蹟不存、遭邊緣的國軍第五軍一二八淞滬作戰史
二、倡導服從與團結的揭幕典禮
三、抬高第八十八師功績、突出中央政府地位
四、接續上古、繼志辛亥
五、篇章總結
附 杭州第八十八師紀念塔、南京第八十七師公墓、紀念塔及中央軍校先烈紀念塔金石題刻
第四章
在反迷信與民俗慰靈間擺盪
—追悼冀熱一帶長城戰役陣亡將士大會
一、規模盛大、隆重其事
二、秉續中國傳統的繼志承烈
三、為民族國家服務的「民俗」
四、再探第十七軍長城作戰史及意義
五、篇章總結
附 國軍第十七軍蚌埠公墓、古北口公墓、
南京紀念碑碑文題刻
第五章
以犧牲為榮的軍國民精神
—第二十六軍剿匪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一、 追悼大會現場之空間地標：第二十六軍忠烈祠概況
二、 追思主旨：不剿共難以生存、不抗日難以救亡
三、以犧牲之國魂為生命價值的最高體現
四、內憂與外患等量威脅的特殊時空背景
五、篇章總結
第六章
勝利激情下的戰鬥文宣
—綏遠挺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
一、受到中央格外重視的追悼大會
二、強調軍民一體、共同抗日
三、 打擊日本在華代理人、守護領土大於生命的價值
四、宣傳品推動建構國族概念、塑造戰爭英雄
五、篇章總結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各界人士鄭重推薦－
 
【推薦序一】塑造國魂的軍魂
 
   《戎禮馨香》是一本很有創見的書。首先，它有非常獨特的研究題材：作者用1930 年代國軍四次對日作戰後對陣亡將士們的紀念儀式，以及所公佈誄詞和紀念碑的碑文來作研究，這是很少人願意花功夫去觀察比較的；第二，本書所引用的誄詞和碑文都是非常珍貴的史料和文學作品，難得覓見，而且都是些文情並茂、感人肺腑的作品，值得民族後代一讀再讀；第三，本書所觀察分析的各種紀念儀節證明了在一九三零年代，中國國民黨的精神為全民的領導，所以國民政府對於中華民族的民心凝聚與民族認同，以及抗戰到底決心的建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第四，作者藉著分析觀察朝野對這四次抗戰戰役的紀念，證明了國民政府的軍隊即使在1937 年全面抗戰前的六年間，都曾以生命鮮血作出了見證（更不要說抗戰開始以後的萬千次作戰了），與當時一些反面宣傳所謂「國民政府不抗日」等等指責完全相反，使得本書有澄清歷史的價值；第五，全書所觀察的年代是全面抗戰前的六年，而這段時間卻是中華民國內外紛亂，各種發展錯綜複雜的年代，十分不易瞭解，但是作者把握住了重點，因而得到畫龍點睛的效果。
   的確，在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後，一直到1937 年7月7 日全面抗戰爆發前的六年間，各方情勢變化萬端，十分複雜，所以我將其中的主要發展整理為以下簡單的大事記，作為本書背景的鋪陳，以作讀者的參考：
   一九三零年代，中國的國力和軍力和日本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以致在外人看來，如果中國竟然要和日本作戰，是毫無勝算的；日本內閣的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也認為日本軍隊可以在四小時內占領上海，三個月內占領全中國；而中國國內許多瞭解國情的高級首長，其見解也相去不遠。所以，在南京當政的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灼灼進逼、得寸進尺時，知道絕對不能硬拼，便不得不盡力與之虛與委蛇，以便爭取時間來增強國力，充實對日長期抗戰的條件：例如一方面全力在軍備和農業、工業、交通、社會制度等方面積極建設，二方面利用各種機會、和舉行各種運動與活動來造成時勢，把一向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的人心團結起來（這是本書闡釋的重點之一）；同時在第三方面還在努力尋找對日長期抗戰的大後方，應當在中國的西北還是西南？因為，當時在中國版圖之內，不但在東北有日本成立的傀儡滿洲國，以及位於華北、西北和福建、兩廣等地半獨立的地方勢力，更有著由中國共產黨所成立、莫斯科第三國際所支持，以武力和宣傳矢志推翻國民政府的贛南、閩西的獨立政權。所以政府為了統一國家，集中力量，乃有「先安內、再攘外」的國策，對於各個地方勢力，儘量覊糜，而對於獨立而敵對的中共政權，則進行圍剿。
    但1930 年12 月和1931 年4 至5 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圍剿，都因為共軍戰術靈活，政府部隊反應不及而以失敗告終。第三次圍剿在動員了相當兵力後，於1931 年6 月開始，可是在那幾個月，先是廣州以汪精衛、張發奎、白崇禧等為首，成立了另外的國民政府與南京對抗，接著北方石友三叛變，等平亂後的9 月初，廣州政府又出兵湖南要求蔣中正下野，接著便是9 月18 日的九一八事變。事變時蔣中正在南昌督師剿共，忽然接到張學良通報日軍占領瀋陽、營口等地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 遂不得不停止對共黨的軍事行動，而把軍隊北調防備日軍。中共隨即於一個多月後，在蘇聯國慶日的11 月7 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這便是本書的時代背景。
   緊接著的12 月15 日，蔣中正在國民黨的臨時中常會上宣佈辭職下野，但次月，1932 年1 月28 日，日本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第二天，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便成立「軍事委員會」，並請蔣中正復出，先擔任委員，繼而擔任委員長。然後國軍以十九路軍和中央嫡系的第五軍為主力，奮勇抵抗日軍，力戰多時，犧牲重大，因為英國、美國和意大利的調解而在5月5 日簽訂停戰協定。這是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背景。但日本方面卻在10 天之後，一些青壯派的海軍軍官起而刺殺了主張對中國友好的首相犬養毅，而把日本推向了更激進的方向。6月間，蔣中正開始積極培育軍事人才，建立空軍，設法獲得外國裝備，國民政府並在交通、教育、農業、人民生活習慣各方面督促加強建設。
   1933 年初，蔣中正委員長指揮第四次剿共，但是日軍卻趁機從東北進兵山海關，3 月初侵占熱河，侵犯長城各口（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因而政府必須將圍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兵力調往華北，以阻擋日軍，以致這次剿共又必須停頓。而國軍包括嫡系中央軍和地方西北軍等因為在長城附近對優勢裝備的日軍激烈抵抗，又復蒙受相當犧牲。這是本書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背景。5 月間，中國委曲求全地與日本訂立《塘沽協定》，承認長城沿綫在內的一塊5 千平方公里的非軍事區。當然，全國反日情緒更高漲了。而日本方面，《塘沽協定》則僅僅是駐華日軍一系列先斬後奏的事情中的一件，東京政府竟然既無計劃、也無策略對付駐華日軍。
   1933 年10 月，國軍改變戰略，以「七分政治及三分軍事」的原則，穩扎穩打的進行對中共第五次圍剿。可是11 月20 日，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卻又据福建成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政府」，主張聯合一切反中央派系，打倒國民黨中央，並與中共聯繫，是為「閩變」。後來中央策反其主要將領多人成功，「閩變」隨即在1934 年2 月敉平。到了1934 年11 月，江西中共在國軍包圍下無法支撐，開始西逃，經過西南各省，再北上四川、甘肅以至陝西。由於四川等地的地方軍無法阻止共軍，故而不斷尾追共軍的中央軍名正言順地藉剿共之際而進入川滇黔各省，使中央政府從1935 年起，真正掌控西南，得以在當地積極建設重工業及加強教育及軍隊訓練等，同時將其他地區各大兵工廠未裝成之機器都秘密改運到四川和貴州，從而逐漸將之建設成「大後方」，以預備未來不可避免的對日作戰。另外，中央在1935 年也統一了全國的金融法幣，並建設了大量的公路交通，那幾年還向德國、意大利等國購買軍械，聘請德國軍官協訓國軍，以致日本更為嫉恨，乃持續在華北逼迫要挾，中央則再委屈忍讓，以行動而非以文字訂立了《何梅協定》。
   隨著日本軍中主張「中國不是日本敵人」的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在1935 年被暗殺，1936 年2 月，日本少壯派軍人再發動政變，所謂「二二六事變」，刺殺了5 位政府官員，包括大藏大臣。從此軍隊中的統制派成為日本的領導集團，綁架了日本政策走向，把日本完全推入了軍國主義的時代。3 月，蘇聯不顧我國主權，而與外蒙簽訂議定書；5 月5 日，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中仍不忘還政於民，而頒佈憲法草案；6 月，陳濟棠、李宗仁等組織「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要求中央抗日，並派兵北上進入湖南，是為「兩廣事變」。後來因為廣東空軍、海軍及陸軍將領多人被中央策反，事變遂於9 月初敉平。11月，日方進襲綏遠，國軍激烈抵抗，乃發生了本書所介紹的綏遠抗戰，亦即晉綏軍戰勝侵華日軍所卵翼的蒙古軍的故事。12 月12 日，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會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中正委員長，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是為「西安事變」。等事變落幕，蔣委員長返回南京以後，1937 年3 月，各界大規模紀念晉綏軍犧牲的將士，以凝聚民心，提振國魂，便是本書第五章的背景。
   所以本書以特殊的題材和內容，闡釋了在那中國國內各勢力複雜互動、日本國內未能統一對華和戰政策的六年內，國民政府雖然面對「不剿共難以生存，不抗日難以救亡」的困境，其不同系統的國軍卻在四次戰役中都發揮了「我死則國生」的犧牲精神，奮力對抗裝備、訓練佔絕對優勢的日軍。他們的血淚和生命，強化了中國人民民族國家觀念的形塑，再加上「大後方」在那期間得以大力建構，以及蔣委員長決心抗戰到底的領導，終於奠定了長期抗戰勝利的基礎。
   所以不論就題材或歷史事實而言，本書都是一本難得的參考書，值得海內外的國人重視，也值得鄭重推薦。本書作者温玉珍女士係青年軍及黃埔後代，自然有強烈的民族情懷。緬懷萬千烈士在上為國族犧牲，我等後人當對彼等永遠崇敬，並如同温女士，努力傳揚其事蹟於世世代代，而絕不讓其湮沒。是為序。抗日戰場上為國族犧牲，我等後人當對彼等永抗日戰場上為國族犧牲，我等後人當對彼等永遠崇敬，並如同温女士，努力傳揚其事蹟於世世代代，而絕不讓其湮沒。是為序。
                             前總統府資政
                             國際政治學博士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胡為真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推薦序二】戎禮馨香——抗日英靈護持中華民國外交
 
    渥承 温玉珍小姐之邀，為她的新作《戎禮馨香——1931-1937 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後簡稱為《戎禮馨香》）題序，深感榮幸。
    我在1992 年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奉調外交系任教，玉珍則在1999 年錄取大學部、她上過我的課，品學兼優、我對她印象頗深。玉珍畢業之後以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合格入政府部門，後擔任我國駐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文化組助理組長，誠為學以致用最佳範例。這次能為玉珍新作題序，更有特殊意義。
    過去我曾為不少新書題序，其中多為學術型著作，作者引經據典、註釋詳盡、看完之後，彷彿唸了幾本大部頭的書、感覺很紮實；有時我也為記述型書籍題序、常隨作者心情意識起伏，況味別有不同。
    玉珍的《戎禮馨香》，則有學術型作品的嚴謹自持、忠於史實；也兼具記述型作品寫法，敘事誠摯、文筆細緻。《戎禮馨香》，字裡行間，有她對抗戰犧牲英靈的崇敬、對彼時國土蒙塵的悲憫、和她對還原歷史的熱望。看完《戎禮馨香》，發現通篇論述、不僅旁徵博引，敘事也審慎客觀、筆鋒帶有感情。
    題序之前、我首先是一位讀者，我被玉珍牽引到歷史情境當中。她提到的七七事變前國軍幾次對日作戰，在歷史典籍當中有些記載較詳、有些則蜻蜓點水、甚或語焉不詳。較為詳細者，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淞滬作戰；倘如冀熱一帶長城戰役、二十六軍剿匪抗日戰役、和綏遠清剿日蒙聯軍戰役，不是寥寥數語，就是略而不提，令人深感痛惜。
    在那久遠又動盪的年代、我國內則軍閥割據、彼此攻伐耗損；外則帝國主義覬覦，蠶食鯨吞無所不用其極，其中尤以俄國奪取中國領土最多、日本對華侵略兇狠進逼、燒殺劫掠更加殘酷。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開始武裝侵華，直至1937 年蘆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大致有六年時間，中華民國政府一面忍辱負重、以外交因應強敵；一面則國軍將士勇於保家衛國、付出重大犧牲，延續如縷國脈。六年之間、幾次戰役、國軍死傷慘重，惟爭得民族驕傲和不死軍魂。當時國人悲死惜傷、舉行歷次紀念儀式，玉珍以纖細筆觸娓娓道來，讀者得以填補那悲苦時代的記憶斷層。
    首先是1932 年5 月28 日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1932 年的一二八淞滬事變是九一八事變的延續，也是甲午戰爭之後中日兩國軍隊第一次大規模正面交鋒，起因是日本浪人對上海市民的挑釁，日本海軍陸戰隊以「保護僑民」為由對我十九路軍進攻。三十四天血戰、犧牲國軍一萬四千餘名、平民萬餘名。經此一役、各地抗日情緒高漲、當時追悼大會激勵民眾「與已死的將士同聲一哭」。玉珍指出，一二八事變發生在國際大都市上海，深受國際矚目。在戰鬥中，十九路軍協同第五軍奮勇作戰，大大提升國際視聽。4 月29 日，韓國獨立運動志士尹奉吉便在上海虹口公園成功炸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亦身受重傷。
    其次， 是1935 年2 月20 日、坐落杭州西湖邊的「陸軍第八十八師淞滬戰役陣亡將士紀念塔」隆重揭幕。第五軍八十八師作為主力、另八十七師和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等國民政府菁英部隊擔任一二八淞滬之戰前鋒，蔣中正則刻意讓第五軍保持低調、以宣傳第十九路軍戰果。玉珍指出，「國軍在1930 年代抵禦外侮的歷史具有非常深厚的國際和國內背景，處在各種矛盾的聚合與焦點當中。」她說，有心人士指責「國民政府在1931 年至1936 年不抗日、專打中國人」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第八十八師一方面要應付中共的軍事暴動、也包括各地方實力派對中央權威的挑戰、另一方面更要抵抗日本隨時可能開啟的戰端。當時籌辦陣亡將士紀念塔，在增進社會對第五軍各部在一二八戰役的歷史記憶、強化社會團結及對國民政府的認同。我認為這些考量，在當時對凝聚抗日情緒是必要的。可惜的是，那座紀念塔在中共建政之後即遭破壞。
    其三、1933 年1 月至3 月日本侵略軍在長城附近攻擊國軍，國軍基於守土有責、在各關口與日軍激戰。參加作戰的國軍有東北軍、第二十九軍、第十七軍、晉綏軍和其他派系的國軍。彼時國軍在進行對紅軍圍剿的背景下，尚須大規模動員對日軍作戰，形成腹背受敵。為此，1933 年9 月初國民政府在北平舉行追悼會。那次追悼會，出現各種宗派教士、道士、僧人參加，甚至還有當時遭到禁止的盂蘭法會。宗教寬容，反遭反對者質疑「迷信」。可以看出當時國府「力求貼近傳統、以民俗讓民風淳樸的華北民眾接受現代化國族教育」。不過那些
公墓在中共建政後屢受破壞、文物也喪失殆盡，至為可嘆。
    其四、1934 年、屢次參與剿共和長城抗日作戰的第二十六軍在湖北安陸為該部陣亡將士修建忠烈祠和紀念碑，因之第二十六軍的任務顯示它「既須攘外、又須安內」，必須執行「一邊剿共、一邊抗日」的辛苦任務，他們相信「不剿共難以生存、不抗日難以救亡」，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第二十六軍曾灑熱血於長城四周的古北口、喜峯口，一樣是在中共建政後，這些忠烈祠、紀念碑全遭破壞。玉珍說這是「軍史之空白與遺憾」，我深感認同。
    其五、1936 年春，日本佔領察哈爾北部，扶植蒙古德王為首的代理人政權，並慫恿蒙古軍隊進攻綏遠、試圖截斷平綏鐵路交通線，國軍予以重創、取得百靈廟等三次大捷。1937年3 月15 日，國府高層舉辦「綏遠挺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高層官員雲集，他們重申政府軍民一體、保衛領土、維護主權。玉珍指出，九一八事變以來沉悶已久的社會氛圍非常需要這樣的勝利、政府以追悼大會強化對日作戰的勝利信心。她說，「這也許就是綏遠追悼大會的價值所在」。
    日本對我國侵略並非始自九一八事變，在此之前，日本已在1895 年依《馬關條約》佔領台灣、澎湖、並獲清廷賠款二億兩白銀；遼東半島則在德法俄三國干涉下，清廷再付三千萬兩才得以贖回。此後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東北納入其勢力範圍，隨後日本積極加大挑釁行動，以優勢軍力攫奪更大戰果。九一八事變起因於日本的蓄意挑釁、再以張學良採「不抵抗主義」，五日之內東北居然全部淪陷。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並非沒有外交努力，除了向日本嚴重抗議之外，同時提交國際聯盟，請求根據國際盟約解決中日糾紛。不過，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東北十萬大軍、坐待兩萬關東軍的宰割。當時我國指望國際聯盟主持公道、決定不向日本直接交涉，事後證明政策失當。蓋國際聯盟效率低落、對日本侵略更束手無策。日本得寸進尺，中國不能不走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艱難狀況。日本對於國際聯盟所遣李頓（Lord Lytton）調查團來華調查則嗤之以鼻，並擴大戰事。1932 年佔領遼寧省戰時省會錦州，接著發動一二八事變、3 月9 日挾持溥儀轉赴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之後乾脆退出國際聯盟。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的消極作風，給予日本極大的鼓舞，以為如法炮製、彈指之間便可征服中國。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本已答應日方「正式道歉、賠償損失、懲辦鬥毆兇手和制止反日示威」等，日本領事已表示滿意，不意駐滬海軍司令塩澤幸一以發動事項就緒、在1 月28 日深夜進攻上海。我守軍堅強抵抗三十餘日，日本遭到國際聯盟譴責，在英法調停之下，簽訂停戰協定。淞滬之戰，中日各有勝負，上海守軍表現不凡、與我代表在國際聯盟外交力爭相互輝映、從此日本對中國軍隊不敢小覷。
    日軍佔領東北後，日本民政黨內閣已無法控制軍隊，日軍轟炸錦州、佔領北滿、民政黨對內無法使軍隊服從、對外喪失信用，已經搖搖欲墜。一二八事變後國際聯盟開會時，日本代表甚至毀謗稱中國為一混亂的無政府國家，我國代表顏惠慶當場嚴厲駁斥。犬養毅首相意圖壓制日本軍部，反被軍部反制，因此犬養毅不能阻止海軍發動一二八事變、也無法阻止土肥原賢二成立偽滿洲國。即使如此，軍部仍然對他不滿，5 月15日犬養毅竟被刺殺於首相官邸。犬養毅被刺，日本政黨內閣壽終正寢，軍部以恐怖主義手段、打倒了反對軍國主義的政治人物，軍部從此氣焰更加高漲、帶著日本走上自我毀滅的不歸路。
    針對九一八事變及之後的一二八事變，日本還發表聲明，聲稱日本所採行動、「純為保護本身利益、絕非侵略行為。」美國認為日本行徑不但侵略中國、且違反華盛頓九國公約，認為有必要重申美國對中國外交的態度。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藉著致美國外交委員會主席函件說明美國主張各國在華商業利益均等、且須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之完整、另對損及美國政府及其人民在華權益者，美政府一律不予承認，這是「不承認主義」的由來。史汀生的言論對中國有利，惟日本仍然堅決抵制。
    美國宣佈「不承認主義」後，李頓調查團報告書也出爐，證實日軍在東北行動超出自衛範圍，且建立滿州國並非當地居民公意。1932 年9 月15 日、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並在國際聯盟宣告世界，我國代表立即向國際聯盟提出抗議。1933 年2 月國聯大會通過關於解決滿洲問題的報告書，我國代表表示無條件接受，日本代表則悍然退席，3 月日本正式退出國際聯盟，此後日本加緊對中國武裝侵略，包括日後爆發的長城戰役，最終在5 月底中日簽訂《塘沽協定》。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逼簽《塘沽協定》後，覺得已無任何力量阻止其對華侵略，1934 年4 月17 日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的聲明和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對記者的談話，指稱日本在東亞有其「特殊使命」、日本反對任何國家供給中國軍用飛機、在中國建築軍用機場、派遣軍事顧問至中國、或供給政治借款；中國政府與外國商人訂定任何重要契約，須在事前和日本磋商。日本此舉，形同不承認中國具有主權國家地位，並且排斥各國援華、使中國不能建立國防。我國外交部駁斥所謂「天羽聲明」，仍無法阻止日本一意孤行。1934 年12 月，日本政府向各國政府通告日本廢棄華府海軍條約，更見其膽大妄為、氣焰益甚。
    日本發表天羽聲明、企圖獨霸東亞、日軍佔領東北後、又在華北為所欲為、中日關係趨近危殆、蔣委員長在1934 年12月20 日，由陳布雷筆錄、以徐道鄰名義、在1935 年春發表「敵乎？友乎？」向日本當局提出最後忠告。文中直指日本對中國認識的錯誤，在於日本人自命能讀通中國歷史，但日本不應該只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孫中山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並說明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是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誠意謀求解決，中國僅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熱河四省。又「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致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蔣中正言詞懇切，希望日本懸崖勒馬、也說明中國願意與日本直接交涉、雙方可以開誠布公商議歷史懸案。但日本軍閥自以為前景可為、有恃無恐，錯過這個懸崖勒馬的機會。
    日本在逼迫中國簽訂《塘沽協定》之後，猶不滿足，更加緊在華北挑起事端、遂其侵佔野心。1935 年6 月，日本藉口天津日本租界新聞社長遭暗殺事件，責我破壞《塘沽協定》，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我駐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無理要求、包括改組河北省政府、撤出國軍、解散河北省市黨部、解散各抗日團體等。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指示何應欽承認日方要求條件，日方仍不滿意，強逼何氏簽訂書面協議，何氏拒簽。爾後日方每以所謂《何梅協定》繼續要挾、排除國民政府在華北的力量、更在當年11 月鼓動華北設立偽冀東自治政府。
    1935 年後半，中日關係再歷經起伏，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於10 月28 日與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會晤，並提出對華新政策。此所謂的「廣田三原則」要旨為中國政府須積極實行鞏固中日友誼關係之計畫、中國承認滿洲國以實現中日滿在華北的合作、以及中日滿共同防止共黨在中國之蔓延。不過，中國的目標在收回東北及熱河四省主權，致雙方並無交集。蔣中正委員長曾在1936 年7 月13 日國民黨二中全會說明中國的外交政策，言及「中央對外交政策所抱持的態度就是保持領土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犯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
    從1931 年至1937 年抗戰軍興，國軍已多次抵禦日本軍事侵略，浴血報國英勇事蹟班班可考；在外交上，我國與日本交手亦不在少數，惟日本早已鬼迷心竅、蔑視中國期待和平的願望、不理雙方有識之士奔走呼號、更退出國際聯盟走向全面戰爭。那六年的時間，國軍振奮軍魂、外交力爭國格，卻阻止不了日本最終發動七七事變、迫使中國全面抗戰。
    掩卷長嘆，無限感慨，日本固然是侵略始作俑者、飽嚐戰敗之苦；中國即使成為戰後四強之一，亦是枯骨遍野，百廢待舉。後人應莫忘國軍官兵浴血爭取民族自由、緬懷先烈犧牲奮鬥之同時、更須自問何能無愧後死之身。至此，深感吾人可從閱讀本書開始、帶著一瓣心香，重回歷史現場。蓋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温玉珍小姐這本《戎禮馨香》有助讀者親近史實。「不使英雄埋沒荒煙蔓草、莫讓悲壯青史盡成灰燼」、本書價值貴重、深值讚佩，是以樂為之序。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前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前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李　明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推薦序三】血鑄的悲壯歷史 永遠的國軍榮光
 
    在近現代史的學術園地中，由於地域黨派及意識型態立場的差異，如何看待1931 年九一八事變至1937 年七七抗戰這一階段的中華民國國軍，甚至中華民國政府之作為等，頗有分歧與相關討論。在中國大陸有一種聲音認為，這一階段是中華民國政府專事剿共、對外妥協的屈辱史。不過，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學術成果的出現，大家發現那一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實際地殫精竭慮在用各種方式，戮力維繫國家的安定與主權，那一時期的國軍，更是從未放棄守土有責的重責大任。正所謂「血寫的悲壯歷史」，從不因墨跡而被改變、被淡忘。
    隨著越來越多史料的開放，以及學界的努力，中華民國國軍在八年對日抗戰中的艱辛付出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共識，更深深地影響和改變了全體華人社會，對「國軍」二字歷史內涵的認識跟看法。而1931 年到1937 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華民國政府既未發表自衛聲明以展開全面的對日作戰，也沒有對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式宣戰，但更沒有放任國土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而是採取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雙重策略。這樣的策略，為國軍的備戰贏得了寶貴的時間，爭取了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持，更是在最大程度上，動員和激勵了全體民眾對戰爭的體認，為後來的八年抗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說，如果我們僅用妥協或屈辱等負面字來看待1931 到1937 年的這段歷史，便不能夠客觀評價國民政府和國軍先賢先烈的努力付出。
    作為一名軍人，固然與所有袍澤，肩負著保家衛國的責任﹔同時，追懷烈士、撫慰遺族更是與同仁們軍旅服務生涯的日常與點滴。當我看到温玉珍小姐的這本書時，對於她獨特的研究視角頗為感嘆。温小姐的這本書選取了1932 年一二八淞滬戰役、1933 年長城戰役及1936 年綏遠戰役的數場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或紀念儀式作為研究對象，看著書中關於儀式細節的紀錄，諸如奏哀樂、上香、獻花、恭讀祭文、三鞠躬等，我自然而然會想到位於臺北大直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在那裏，每年春、秋兩季，我們中華民國的元首都會帶領文武百官及烈士遺族代表，向為國捐軀的先烈先賢致上最高的敬意。這種敬意早已流淌在國軍的精神血脈中，滲透在國軍的信仰價值中，是國軍先聖先賢與今天保家衛國的我們之間對話的橋樑，更是崇尚典範的最好教材。
    國軍的歷史是用鮮血寫就的，從1931 年到1945 年這十四年當中，國軍毫無疑問是保家衛國的中流砥柱，温小姐的書讓我們看到國軍在1931 到1937 年的艱困歲月中，沒有缺席捍衛家邦的努力，沒有忘卻守土有責的使命，他們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先輩。他們的犧牲與付出更是國軍建軍史上，永遠的榮光。這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勢力都不能用「不抵抗」來否定、抹殺、動搖和歪曲的。
    國軍保家衛國的努力從不因時空的轉變而被淡忘，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期間，英勇作戰的第八十八師，在1937 年淞滬會戰當中，再次締造了「八百壯士守衛四行倉庫」的英雄壯舉。那面在硝煙當中傲然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更是我們國脈民命維繫不墜的象徵與代表。1933 年長城抗戰中，以大刀隊擊退敵軍的第二十九軍，其主官吉星文更是在1958年八二三金門戰役中為保衛台灣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場場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不僅是緬懷逝去的國軍官兵及他們的貢獻，更是在昭示作為後輩的我們要戮力效法先賢，誓為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而戰，為台澎金馬百姓的安全福祉而戰。讓我們在温小姐的這本書中，去找尋國軍先輩的努力與精神。將烈士找回來，將價值找回來！
    思及先烈出身、背景、宗族、地緣、軍種、部隊，宗教信仰、犧牲時地等皆有所不同，甚或家鄉有無後嗣子孫追思享祭，均未得而知，不變的是烈士奮勇犧牲、澤被後代值得尊敬的歷史事實。因此，國民革命忠烈祠管理單位，每到華人團聚或民俗中元節期等，主事者率同仁齊聚肅立於大殿，替代國人同胞及烈士後嗣，宣唸祝禱祭文如例：
維
中華民國0 年0 月0 日，忠烈祠管理組組長率全體同仁暨
駐祠儀隊，
祭禱於革命先烈暨陣亡將士靈前，曰：
時逢九三軍人節暨傳統中元，懷思諸先烈及陣亡將士在天
英靈；
我開國先烈：篳路藍縷，胼手胝足，以啟山林，犧牲成仁
創作基業。
我陣亡將士：臨難不苟，前仆後繼，造就後世，捨身取義
綿延國祚。
我等禱念諸先烈先賢，去私無我情操，暨護國衛民初衷，
祈佑上蒼：
護我中華民國平等昌榮，綿衍立足於世界，
引我社稷百姓安身立業，避災遠禍於蒼穹，
有以國泰民安，並澤蔭國事、家事、天下事諸事順遂，
全體獻祭同仁任務圓滿，身體健康！
敬謹以告
中華民國0 年0 月0 日
    因為，沒有烈士就沒有典範，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典範在歷史中躍動，歷史推動著未來。
    期藉儀典追思典範，維繫上下四方倫理，古往今來皆然。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留守業務處長
                                                   王惠民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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